感悟经典
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隐士拿散文当雕刀。斗士惯有特立独行，宁为玉碎的血性，也许他的剑术并不高明，却一定要刺中要害。“特殊的时代一定会产生特殊的文体”，鲁迅式与茅盾式散文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实在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大时代的造物。要在他们的散文里寻觅矫情自饰的小情调，小惆怅，“小摆设”，则不免徒费无益。他们是把散文当“投槍”和“匕首”的，才不会把它变成高人逸士手里的小玩意，去“专论苍蝇之微”。正如阿英所说：“在中国的小品文活动中，为了社会的巨大目标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着这条路的，除茅盾、鲁迅而外，似乎还没有第三个人。”
因而，正当大时代而一味地“品赏”“幽默”与“闲适”，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不是吗?曾几何时，“幽默”的老舍就遇到过难堪的尴尬，他怎会想到“幽默”竟会给他带来“危险”!他那篇《“幽默”的危险》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一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倡导“幽默”、“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自然便有了专事玩弄之嫌。眼里从不糅沙子的鲁迅，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也就顺理成章。可要是单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来看，他当时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这实在有点冤枉了老舍，因为即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
与鲁迅相比，郁达夫要豁达许多，他认为，“清谈，闲适，与幽默，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可见，在他眼里，一个作家是否追随时代而进步，并不在乎他的“文调”是“性灵”、“闲适”、“幽默”的，还是遒文壮节、挥戈反日的。其实，鲁迅也并不像有些人出于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样，是只会“横眉冷对”的“铁板”一块。在散文写作理念上，他还是蛮“前卫”的。他认为散文只要达到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写作上“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同时，鲁迅的深刻犀利却也是旁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的幻灭在于“模样装得真。”换言之，在鲁迅看来，散文最贵在“真”，尤忌“瞒”和“骗”的装腔作势。
散文写作又实在是多元的，远非“斗士”、“隐士”两类可以囊括。恰如梁实秋所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以鲁迅、周作人虽为血缘兄弟，却“文调”迥异，即可见事实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散文写成什么样，或他会如何来写，跟他的散文观，其实也就是性格，是血脉相连的。所以，梁实秋强调，散文的“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他以为“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要“美在适当”。周作人则率先提出，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且“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朱自清主张“意在表现自己”，崇尚写“独得的秘密”。
再比如，沈从文一味要在散文里“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并特别强调，“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德名义下，不会有好文学。用文学说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了。”坚持文学的纯艺术性，像他的同道何其芳、李广田、萧乾，直至他的弟子汪曾棋，均如是;章依萍则代表“海派”作家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坚持文学的商品性。像与之归于一派的张爱玲、苏青等，也都明确地说，他们是为生活、为钱而写作。在今天看来，即便是为稻粮谋，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已无可厚非，不太再会被轻易指摘为思想格调不高或人品低下了。正是从这个角度也说明，诚如梁遇春所说，“自从有小品文以来，就有许多小品文的定义，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可我还是最心仪他以26岁年轻生命留下的那份洒脱与率真，以及只能是天赋的灵性与悟感。他以为，散文就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而且，比起诗来，散文“更是洒脱，更胡闹些罢!”我颇以为然。
其实，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除夕的梦
我和一个活泼勇敢的女儿，在梦中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但是那世界破坏了，我们也因此自杀。
仿仿佛佛的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这世界我没有想到能造成，也万不敢想她会造成，然而仿仿佛佛的竟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未来的黄金世界!
心灵里喜乐的华灯，刚刚点着，光明中充满了超妙——庄严。
一阵罡风吹了来，一切境象都消灭了，人声近了，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
我站在许多无同情的人类中间，看着他们说：“是的，这世界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是决不走的，我们自杀了，可好?”他们只冷笑着站在四围，我的同伴呢，她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也有自杀的决心没有。
一杯毒水在手里了，我走过去拊着她的肩说：“你看——你呢?”她笑着点一点头，“柏拉图呵!我跟随你。”我抬起头来，一饮而尽，——胸口微微的有一点热。
她忽然也站起来了，看着我，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一个弓儿……可怜呵!那箭儿好似弹簧一般……她已经——我的胸口热极了。
呜咽——挣扎里，钟摆的声音，渐渐的真了，屋里还是昏暗的，帘外的炉子里，似乎还有微微的火，窗纱边隐隐的露出支撑在夜色里的树枝儿来，——慢慢的定住了神。
这都是哪来的事!将来的黄金世界在哪里?创造的精神在哪里?奋斗的手腕在哪里，牺牲的勇气又在哪里?
奋斗的末路就是自杀么?
为何自己自杀不动心，看别人自杀，却要痛哭?
同伴呵!我虽不认识你，我必永不忘记你牺牲的精神!
人类呵!你们果真没有同情心么?果真要拆毁这已造成的黄金世界么?
这是一九二〇年的末一夜，陽光再现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开始了。
梦儿呵，不妨仍在我和她的手里实现!
同伴呵!我和你，准备着：
创造——奋斗——牺牲!
文学家的造就
文学家在人群里，好比朗耀的星辰，明丽的花草，神幻的图画，微妙的音乐。这空洞洞的世界，要他们来点缀，要他们来描写。这干燥的空气，要他们来调和。这机械的生活，要他们来慰藉。他们是人群的需要!
假如人群中不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趣味的。我们的感情，是不能融合的。我们的前途，是得不着光明的。然而人群中的确已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零零落落的点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人类对于他们，是怎样的惊慕，赞美，崇拜!
“天才!天才!”“得天独厚”“异才天赋”，我们往往将这等的名词，加在他们身上。现在呢?这等迷信的话，已经过去了。我们对于文学的天才，只有同情的崇拜，没有神秘的崇拜;我们只信天才是在生理心理两方面，比较的适合于他的艺术;并不是所谓“文曲下凡”等等鄙俚的说法。
然而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学家这也是一个疑问。
细细的研究起来，这文学家的造就，原因很复杂，关系也很长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包皮皮括过来的。现在姑且以文学家的本身作根据地，纵剖面是遗传，横剖面是环境，怎样的遗传和怎样的环境，是容易造就出文学家的，我们大概可以胪举如下：
(一)文学家的父母——稍远些可以说祖先——要有些近于文学的嗜好。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的父母，也一定要是小说家，诗人的父母，也一定要是诗人——要是这样，这文学家竟成世袭的，门阀的，还有什么造就可言?——只要他们有些近于文学性质的嗜好，如喜欢花木，禽鸟，音乐，图画，有绵密沉远的心胸，纯正高尚的信仰，或是他们的思想，很带有诗情画意的。这样，他们的子女，成为文学家，就比较的容易些。这就是所谓“得天独厚”、“异才天赋”了。
(二)文学家要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文学家的作品，和他生长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如同小说家的小说，诗家的诗，戏剧家的戏剧，都浓厚的含着本地风光——他文学的特质，有时可以完全由地理造成。这样，文学家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的陶冶融铸，可以使他的出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悱恻。与他人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
(三)文学家要生在中流社会的家庭——就是不贫不富的家庭。克鲁泡特金(krepotkin)说：“物质的欲望，既然已经满足了，艺术的欲望，自然要涌激而出。”自然生在富豪之家，有时夺于豪侈禄利，酒食征逐，他的理智，都被禁锢遮蔽住了，不容易有机会去发挥他的天才。但是生在贫寒家里，又须忙于谋求生计，不能受完美的教育。即或是他的文学，已经有了根基，假如他一日不做小说，一日不编戏剧，就一日没有饭吃，这样，他的作品，只是仓猝急就，以糊口为目的，不是以贡献艺术为目的，结果必至愈趋愈下。俄国文豪朵斯退益夫斯奇(dostoyevsky)曾说过：“我固然是不如屠格涅夫(turgener)(也是俄国的文豪，和他同时的)，然而并不是我真不如他，我何尝不愿意精心结撰，和他争胜……无奈贫乏逼我，不得不急求完工得钱，结果我的作品，就一天劣似一天。”又有尼司璧(e nesbit)做的两首诗的断句，如下。——全诗见《社会主义的歌谣与抒情诗》(ballads&lyrics of socialism)——(照录《少年中国》译语)
那手民现在就等着我的稿
我连下星期的`酬金都到了手，
但是我若不做便一文都没有，
上帝呵叫我如何做?
我不会再做了，
咳，上帝，使一家嗷嗷的，
全靠着我一支笔，
偏生我又一行都不能写，
这也像是神圣的爱么?
于此可知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的景况，是如何的艰苦，于他的艺术上，是如何的受亏损。虽然是说穷愁之词易工，然而主观的穷愁，易陷于抑郁牢騷，不能得性情之正。虽可以博得读者的眼泪和同情，究竟不是促进文学的一种工具。所以最适宜于产生文学家的家庭，就是中流社会的家庭。既然不必顾虑到衣食谋求到生计，一面他自己可以受完全的教育。他的著作，是“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自然就比较的浓厚活泼了。
此外家庭里的空气，也很有关系。文学家生在清静和美的家庭，他的脑筋永远是温美平淡的，不至于受什么重大的激刺扰乱，使他的心思有所偏倚。自然在他的艺术上，要添上多少的“真”和“美”。
(四)文学家要多读古今中外属于文学的作品。这就是造成文学家的第一步了，他既有了偏于文学的嗜好，也必须多读属于文学的作品。读得愈多，机局愈精熟，材料愈方便，思想愈活泼。久而久之，必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以蚕蛾作比喻，在它成茧的时候，整天里沙沙的只顾食叶，时候到了，身体透明了，便将几十天内所食的叶子，牵成有条不乱的长丝，也将它自己隐在里面，好比雏形的文学家，读破万卷，心中光明透彻，将百家之说，融化成有系统的思想，也将他自己濡浸在里面，然而他是不能永久拘囚在里面的;也要和蚕蛾一般，白衣如雪，咬破茧丝，飞了出去。我们可以看假如蚕儿当初不肯食叶，不但以后不能抽丝，不能作茧，不能成蛾，而且要立刻僵死的。所以即或是个人有偏于文学的嗜好，若不肯多研究属于文学的书籍，他的思想终久是要破产，终久不能勉强造成一个文学家。
(五)文学家要常和自然界接近。自然的美，是普遍的，是永久的，在文学的材料上，要占极重要的位置的。文学家要迎合他，联络他，利用他，请他临降在自己的思想中，溶化在自己的文字里。若只花花绿绿的堆字叠句，便变成呆板笨滞，无神彩，无生气的文字。这种和自然界隔绝的文字，我们决不能承认它是文学。因此文学家要常和自然静对，也常以乐器画具等等怡情淑性的物品，作他的伴侣。这样，他的作品里，便满含着可爱的天籁人籁。
(六)文学家要多研究哲学社会学。我们现在承认文学是可以立身的，然而此外至少要专攻一两种的学问，作他文学的辅助，——按理说，文学家要会描写各种人的生活，他自己也是要“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然而这不过是“通”。若认真的去研究各种学问，然后取来应用于文学，事实上是绝对做不到的。——文学是要取材于人生的;要描写人生，就必须深知人的生活，也必须研究人的生活的意义，做他著作的标准。照此看去，哲学和社会学便是文学家在文学以外，所应攻读的功课。
(七)文学家要少和社会有纷侈的交际。文学家的生活，无妨稍偏于静，不必常常征逐于热闹场中，纷扰他的脑筋——若考察社会的情形，不是交际，自然又当别论——务要置身于第三者位置，然后以冷静的脑筋，精确的眼力，去观察他，描写他，批评他。对于各方面既都是客观的态度和根据，便好似明镜一般，表里莹澈，照进去和反映出来的，都是明鉴毫发。否则太接近了，自己也有份;“当局者浑”，脑筋不免昏乱，眼光不免蒙蔽，心思不免偏倚，便不能尽情的描写批评，也不敢尽情的描写批评了。
(八)文学家要多作旅行的工夫。这条是和以上的二，四，五诸条都有关系的。天下的美景，不能都萃在一个地方。天下的名人，也不能都生在一个地方。文学的资料也不能都取用于一个地方。文学家因此便须多做旅行的工夫了。看遍天下的美景，交遍天下的名人，观察遍天下的民情风俗，他的文学的资料，便日新月异，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而且于他的思想，学问，经验，也更有极大的裨益的。以上几条，以我看去，似乎可算是造成文学家最普通的径路，如同中学校里的普通课程一般。至于忧郁性，或是乐天性，或是他一生的境遇，都和文学极有关系;但是范围太广——参阅古今中外各文学家的历史，是个个不同的——难以细说，只得从略了。我想的时候，写的时候，对于自己所说的，都有无限的犹豫，无限的怀疑。但是犹豫、怀疑终究是没有结果的。姑且武断着说了，欢迎阅者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