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2024-01-03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边城镇)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欢迎阅读。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一、叙述内容

  (一)故事:

  叙事就是讲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就是故事。《边城》以平实的语言叙述了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女主人公翠翠朦胧而又无结局的爱情。

  1.事件:事件由所叙述的人物的人物行为极其后果组成,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叙述单位。事件在作品中都承担着一定的作用,而根据事件在故事进展中的作用可以将事件划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如《边城》中,五月端阳,翠翠同祖父进城看大河边的划船,这是个很小的事件,但是正是因为翠翠同祖父去看船,才遇见了二老傩送,并展开了此后更多的故事。另一种是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两年后翠翠再次同祖父进城看船,因为下雨而走进了船总顺顺的吊脚楼上避雨,在祖父同顺顺谈话后,祖父问及翠翠有关大老请人做媒的事情,翠翠的反应和行为,塑造出了一个天真、可爱、淳朴、害羞的少女形象。

  2.情节: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且要求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并由此揭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边城》中大老天保因知自己唱歌不是傩送的对手而不开口唱歌,然后决定从茶峒离开,希望忘掉一切,却在茨滩出事淹坏了,此后二老因此对翠翠祖孙心生误会,不久翠翠的祖父去世了,船总有意将翠翠接回家照顾,却因名分不合,决定等二老傩送回家后再商讨,但是二老却没有回来。这一情节矛盾重重,揭示了翠翠无结局的爱情。

  3.人物:叙事作品中人物是事件情节发展的动因,在叙事作品中人物有着二重性的特点:行动元与角色。行动元指人物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要素,角色指具有生动具体的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行动元是情节的动因,角色是形象的基础。《边城》中祖父作为行动元的作用最重要,打探船总顺顺一家的反应,为孙女筹谋等行为,是全文推动情节发展的主导因素。翠翠的角色地位最突出,翠翠长得标致,漂亮,而且天真、淳朴的性格对故事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场景:叙事内容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环境组合成为场景。《边城》中突出的场景就是,祖父为翠翠辛苦筹谋去船总顺顺家打探消息。

  (二)结构:

  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而内容的存在形态则是结构。叙事作品的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间关系的整体形态。叙事作品是一种话语系统,它的内部结构可以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首先是历时性向度,其次是共时性向度,前者称为表层结构,后者称为深层结构。

  1.表层结构:

  将《边城》中主要故事内容化简成为以下几个叙述句:

  1)翠翠同祖父两次进城看船,遇二老和大老。

  2)二老和大老都对翠翠心生爱慕,二老为翠翠唱歌。

  3)大老自知无望,在失望中下船到茨滩出事淹死了,二老因此对翠翠祖孙俩心生会。

  4)祖父去世,翠翠独自开始无结局的等待。

  将故事结构化简提炼形成这几个叙述句,且这些句子间是不可错乱的结构关系,就形成一个序列。《边城》也遵循了经典叙事作品结构的基本条件,即:平衡—破坏平衡—新的积极或否定性平衡。

  2.深层结构:

  行为后果

  A.循常规的行为 B.脱离常规的行为C.不幸D.幸运

  翠翠进城看船祖父先回家大老淹坏了偶遇二老

  第二次看船遇雨二老为翠翠唱歌二老误会出走遇到大老和船总

  顺顺

  大老二老都心仪

  翠翠大老因感情无望出门祖父去世翠翠心仪二老

  祖父年老去世二老不再回来翠翠开始无望的等待

  《边城 》这部作品的深层意义:通过翠翠的爱情悲剧描述反映了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表现了人们淳朴的心灵。

  (三)行动:

  行动是推动事件发展的直接动因,对叙事内容的分析有重要意义。一般行动逻辑的基本形式是三段式序列,即:首先,可能性;其次,变为现实;再次,取得结果。在《边城》中的体现为:翠翠进城看船分别遇到二老和大老,为两人对翠翠心生爱慕提供了条件;然后,两人为了赢得翠翠的心决定为她唱歌,这是开始行动,即;变为现实;最后,大老出走然后在茨滩被淹坏了,二老因此心生误会,翠翠开始无望的等待,这是取得了结果。

  二 、叙述话语

  (一)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

  叙事就是在讲故事,阅读则是在听故事,这是一个时间过程。在讲故事过程中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讲的时间,即:“文本时间”;一个是故事本身的时间,即:“故事时间”。

  1.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存在差异,如文中第四五节翠翠两次进城之间的时间被一笔带过,就是故事时间长度大于文本时间长度。文中第十六节,讲二老傩送有机会唱歌而不唱歌,然后写老船夫得知大老出事,文本的前后次序和时间的前后次序颠倒了。

  2.叙事作品中的时序是文本时间顺序与故事时间顺序,相互对照产生的关系。通常人们相信自然的叙述顺序应当是文本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一致,故事随着事件的发展一步步讲下去,这叫做顺时序叙述,也叫“顺叙”;文本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还存在着种种不一致的形式,即逆时序,逆时序的叙述由于违反了人们理解的事物发展顺序,而产生吸引人的注意的效果。这种倒叙的方式在近代以情节刺激的故事中很常见,也有一些倒叙不追求悬念,而是造成一种与叙述者所处语境相疏离的忆旧情调。另一种逆时序叙述方式是插叙,在顺时序叙述过程中,插入一段或几段与上下文时间因果关系不连属的内容,即插叙。《边城》的基本顺序,是顺叙,叙述一件件事情的发展,在中间部分穿插转变为插叙,然后又转为顺叙。如大老淹坏时,就是一个插叙,先是二老不唱歌了,老船夫心生疑惑,结果才知大老淹坏了,另外还有老船夫过世时,翠翠起床还以为祖父在睡得很好,就先开门走出去,发现各处被水冲坏,溪里涨了大水,然后发现渡船失去,白塔坍倒,翠翠吓慌了,叫祖父才知祖父已经过世了。

  3.时距也称为叙述步速,是故事时间长度与文本时间长度相比较对照所形成的时间关系,不通时距影响叙事速度向两个方向变化:一是变快,故事时间长文本时间短,这种变化叫概要叙述。另一种变慢,用较长的文字叙述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故事。这两种情况在文中均有体现,如:第八节中翠翠的祖父进城而翠翠掌船,一对母女过船,只这一个过船的时间,文本却详细描述翠翠打量那个小姑娘的情景,就使得叙事速度变慢。而翠翠两次进城的时间之间的故事一笔带过,则使叙事速度变快。

  4.频率是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不同的叙述频率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这种事情有节奏的重复显示,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边城》中频繁描写老船夫进城去船总顺顺家就表达出了老人对孙女的孙女的积极筹谋,和老人对孙女的疼爱。

  (二)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根据叙述者观察故事中情境的立场和聚焦点而区分。传统的叙事视角研究一般根据叙述人称划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边城》则是以第三人称,以旁观者的口吻从外部讲述故事。

  法国学者热奈特用“聚焦”来分析不同视角,他将聚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

  1.零聚焦指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通常从旁观立场叙述。

  2.内聚焦是叙述者只叙述某人知道的情况,从单一角度讲述。

  3.外聚焦是叙述者知道比人物少,与零聚焦无所不知相反,他像一个局外人仅叙述人物言语行为不进入人的意识。

  《边城》中大多以外聚焦叙述,偶尔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更加丰富了《边城》的故事情节和文章主题。

  三、叙述动作

  叙述动作即“叙述行为”本身。

  (一)叙述者与声音:

  1.故事中叙述者的存在不仅表现于叙述的内容及叙述话语本身而且表现于叙述动作,即用什么口气叙述,这是叙述者的声音。《边城》文章的开头一节,以平实、朴素的语言,描述了茶峒中的各种情况,以一种介绍的口吻,给人以亲切自然,娓娓道来之感。全文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营造出一种理想的世界,宛如一曲清新悠远的牧歌。

  2.与叙述者的声音对应,作品还存在着其他的声音,通过全文对翠翠的语言、独白和心理描写,勾勒出一个淳朴善良,天真可爱的少女形象。全文突出了作者对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事实的叹息,旨在展示淳朴的人性。

  (二)叙述者与接受者

  作者在作为叙述者讲故事时,心中有一个潜在叙述接受者,《边城》的作者沈从文,大概将接受者设定为一类:热爱农村文化,向往农村生活,崇尚“人性”,向往自然清新宁静的人。

  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作品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一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在行军的途中,有一个叫赵开明的好友,在泸溪县城一家绒线铺遇到了一个叫翠翠的少女,她长得俊秀。赵开明发誓要娶她为妻。17年后,沈从文乘坐的小船又停靠在泸溪。他站在船头上,回忆到翠翠的美丽形象,便朝绒线铺走去,在门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和翠翠长得十分相似的少女,熟悉的眼睛、鼻子、薄薄的小嘴。沈从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翠翠的女儿小翠。当年的翠翠嫁给了追求她的赵开明。这时她已死去,留下父女两个。为了不打扰赵开明,沈从文没有跟他打招呼,但感情上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复。翠翠,这个美丽、朴实的少女,他怎么也无法忘怀。1934年,他坐在院子里,在阳光下的枣树和槐树枝叶阴影间写《边城》时,翠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沈从文在《湘行散记·老伴》中提到:“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脱胎而来。”

  鉴赏

  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其父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沈从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备注:虽然沈从文生活在当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称之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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