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词风格流派的介绍

2017-09-07刘烨

  中唐诗人孟郊、贾岛的合称。孟郊比贾岛大28岁,是贾岛的前辈诗人。但他们都是遭际不遇,官职卑微,一生穷困,一生苦吟。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贾岛“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相传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们又都是韩愈的诗友。韩愈对他们的诗也都很赞赏,说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荐士》),贾岛诗“□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但重视郊较过于岛。郊、岛二人偶有诗相投赠,在当时并不齐名。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孟郊为“清奇僻苦主”,贾岛则为“清奇雅正”的升堂七人之一。宋代欧阳修始以两人并举,谓“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论。二家诗“清奇”“悲愁”,造语刻炼,白描不用词藻,是共同之处。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不作律诗;贾岛诗以五律为主,古体较少;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感情较深,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贾岛则生活较窄,对世事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调凄黯,是不同之处。潘德舆以为“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此论有代表性。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贾岛时代”(闻一多《贾岛》),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学贾岛成为流派;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

  元白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新唐书·白居易传》载:自居易“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也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元白并称,当时已行于世,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袭沿用。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并称他们的诗体为“元白体”。

  元稹、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二人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诗坛上,元白的影响很大。《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叶燮说:“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诗》)赵翼则认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

  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抑有扬。抑之者始自杜牧,指元白诗为“淫言□语”、“纤艳不逞”(《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扬之者始自张为,列白为“广大教化主”,元为“入室”(《诗人主客图》)。其后,明代王世贞、王世懋、清代王夫之、王士□均贬抑元白。宋代叶梦得、明代贺贻孙、清代尤侗、翁方纲则褒扬元白。苏轼虽说过“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但又多以白自况,实际上他是很仰慕白居易的。

  张王乐府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南宋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明代胡应麟《诗薮》更以“元白长篇,张王乐府”并称。

  张籍、王建二人早岁同学,交谊甚深。他们出身寒素,官职低微,较能理解民生疾苦,并积极加以反映。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所作乐府诗,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以短篇七言歌行为主要体裁,揭露并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横暴、穷兵黩武、混战不休等罪恶行径,反映并同情广大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不幸遭遇,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倾向鲜明。又善于运用比兴、白描及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事实和人物语言表现主题,在篇末用重笔突出中心,语言通俗而凝炼,韵律善于变化,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诗风。比较起来,王建诗题材较张籍广阔,描写比张诗更具体细致,更含蓄,口语化程度更高;张诗语言则较王诗典雅,在反映商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发收复失地、反抗入侵的爱国热情等方面,为王诗所不及。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

  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并称。他们的诗歌风格都承受六朝余习,色彩□丽,笔调柔婉,故有此并称。《新唐书·温庭筠传》谓庭筠“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唐才子传》也说庭筠“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

  温李并称,是指他们诗风中“以□致相夸”(《唐才子传》)的共同方面。这种诗风在晚唐诗坛上有很大影响,还为宋以后婉约词派开了先河。元好问所谓“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论诗三十首》之三),也是就这一点上提出批评的。

  温庭筠与李商隐的作风、成就并不完全一样。《旧唐书·文苑传》认为“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也称许温诗“笔径较独酣捷”。而陆时雍《诗镜总论》则说:“李商隐丽色闲情,雅道虽漓,亦一时之胜;温飞卿有词无情,

  晚唐作家皮日休、陆龟蒙的并称。皮日休为苏州从事,陆龟蒙是苏州人,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合编为《松陵集》,这是皮、陆并称的一个由来。皮日休曾有《正乐府十篇》等诗,受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陆龟蒙也有少量关心民生之作如《杂讽九首》、《村夜二篇》,他们思想倾向略同。但松陵唱和诗,却往往追求险怪,纤巧冷僻,有长达500字、1000字的长篇,拼凑对偶,以多为贵。诗论家指出,这是“以笔墨相娱乐”(赵执信《谈龙录》)的倾向,甚至有“皮、陆如吃蒙□药,瞢腾而作呓语”(黄子云《野鸿诗的》)的讥评。他们还有一些名为“吴体”的拗律,造语诘屈,用意也在于消闲遣闷。

  皮日休、陆龟蒙散文中有些忧时愤世的小品,显示了他们虽称隐士而“并没有忘记天下”,在唐末,“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韩柳

  中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并称,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越湘《本文》也以二家并称。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传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韩愈收召后学,传授古文,门下人才辈出;柳宗元贬谪南方时,也有从学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韩的影响大于柳。

  后人对韩、柳二人的评论,有扬有抑。持扬韩抑柳论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扬柳论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贽、焦循等人;扬柳而又抑韩的,有陈衍、章士钊。其中有的单论文章,有的则兼及政治。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

  韩、柳并称,指古文而言。诗歌史上,韩、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韩孟(郊)”、“韦(应物)、柳”并称。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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