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口窑散文

2021-02-04 散文

  今年七月的一天,舅爷突然心脏病发作,重摔之后人事不省。舅舅打来电话,母亲几乎昏厥。来不急买什么东西,母亲和有病的娅娅就心急如焚地往轩口窑赶去。我知道消息时她们已到县城,由于晚自习的原因,加之三岁的儿子无人看管,我就没能同去。

  领着儿子在办公室里心慌意乱,看着不谙世事的他坐在地上用小手拍打着地板,我无心去理会。想打个电话询问又始终没有打,也许是没能赶去亲眼看看心怀愧疚,也许是成年以后很少能再想起那里和那里至亲的人而心怯难语。

  晚上九点多母亲回来,告诉我经过村医的抢救,舅爷已经脱离了危险,就带着儿子在灯火阑珊中回老家去了。

  母亲走了,我的思绪却难平,头脑中儿时的记忆如黑白胶片一样翻来翻去。儿时所有的记忆都在轩口窑,但所有的记忆都以舅婆为中心,至今能记得清的有关舅爷的内容,就是他耕地时把我放在驴子的背上,把他头上汗浸浸的草帽扣在我头上;磨地时把我平展展地放倒在耘磨上,任土块添满一嘴,他呵呵地笑。也许这是我记忆中他年轻过的唯一证明,然后他一下子就老了,就病了,就变成了现在,像一节黑瘦的干枝,哪怕一丝风也会把他吹倒了,吹断了。

  第二天,我抽出了时间(我们年轻的人总是很忙,看望老人总要抽时间,这多么可悲!),和母亲去看舅爷。从张家场到富家坪的这段路我曾经频繁走过,这天却觉得陌生。一进门,只有舅爷一个人木然地坐在廊沿上,眼睛张望着对面的山。他耳朵很背,母亲喊了几声也没听见,直到我们走到他跟前,他才回过神来,继而眼睛里闪出喜光。我抓起他的右手,整只手肿胀严重,昨天显然摔得不轻。

  之后,母亲和舅爷在屋子里说话(其实是母亲说,他看),我像受到良心的指使,一个人来到了已空无一人的老庄里——我六岁之前生活在这里。经历了三次整庄搬迁,最先的轩口窑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了十几孔窑洞和塌毁的院墙。

  在土台边的老榆树下坐着,背后是我在舅婆怀里长大的窑洞,榆树台子下四五户院墙里曾经是蹦出我儿时玩伴的院落。三十几年前,就是他们从榆树根下爬上来,喊起还在被窝里的我。或者我坐在榆树台子上,把他们一个个从被窝里喊出来。

  那时候,轩口窑只有十几户人,舅婆家的窑洞就在我身后最西面的两洞。记忆里一洞是厨房,舅舅住;一洞是主窑,带着一个耳洞,里面放一只大木箱,舅婆舅爷带着我住。我站在这坍圮的窑门口,已经完全记不起左邻谁家右户何人,但面对着这一排用刺篱罩着的窑门,我还是清晰地看见了舅婆放在坑头上的针线笸箩,舅爷挂在窑壁上的马鞭,舅舅给我做的木猴(自制的陀螺玩具);我还是闻到了舅爷的旱烟味,缸里的浆水味、酸菜味,院子里的驴粪味、马粪味。窑洞西面有一堵土墙,现在只有牙槽般的墙脚。里面曾经是一口深井,现在被填平了,但我还有对它的一种畏惧感和神秘感,因为小时候舅婆讲过井里有一只大马猴,抓住小孩子就背走,直背到瓜老窝(清水人叫的乌鸦)崖上,不让回家。有一次偷偷跑进土墙内盯着井口看,被一个小伙伴大喊一声,结果被井口湿滑的石头给滑倒了,慌乱中半天也爬不起来,真像被大马猴的手给抓住了,最终屁滚尿流跑出来,大哭半天来消解恐惧。正因如此,记忆中的这土墙就很深很高很神秘,成了种在心里的惊魂。

  老榆树下靠老窝沟边是曾经的大舅爷家,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小娅娅。大舅爷家后墙外有一大片槐树林,比我和小娅娅大七八岁的老汉(他的小名)舅舅总在两棵槐树间给我们绑起一根绳子做秋千。就那么你一荡我一荡,把我们最快乐的笑声留在了那片槐树林里,留在我们的童年里。

  那时最鲜美的水果就是老窝崖上的龙果,老窝沟里的野草莓和飘儿(学名不知是什么),舅婆菜园里的`黄瓜和包莱根。舅舅腰里别一把镰刀,攀到老窝崖上,砍下一颗颗虎头虎脑的龙果,用镰刀剥开,里面的龙果籽光洁晶莹,剥开龙果籽的皮,像蜗牛一样的果肉香甜已极,吃一颗笑一声,甜到心里,美到心里。龙果树的枝叶编成凉帽,舅舅戴上他就像个游击队儿童团的队长,领着我们七八个小孩深入到老窝沟底,扒开草丛总能摘得一把把艳红的野草毒和一捧捧肥大的飘儿。细雨过后,瓜果浸润,舅婆就一手挎个马头篮,一手拖着我到菜地里去。夏日的菜园就是生命的交响曲,一摆摆的包菜像茁壮的士兵,组成整齐的编队等待舅婆的检阅;黄瓜伸展着腰身舒坦地吊在叶架间,像富家少爷一样酒足饭饱;辣椒有些黄嫩嫩的,有些红飘飘的,自顾自的低头纳闷……舅婆在每一棵瓜果前自言自语,嫌黄瓜长辣椒短,质问包菜为什么长得松松垮垮像懒汉的裤腰,像谁家的媳妇捂不紧个嘴,我则跟着菜园里的蚂蚱跳来跳去,或捂住一只小青蛙,把它放到包菜上去。

  在我四岁前,舅婆有一匹白色的大马,也是轩口窑唯一的一匹马。从轩口窑的大榆树台子上,舅婆包起头巾,把我抱上马背,然后跨身上马,镗镗镗地从窑口顺梯子坡直骑到县城。这时候的舅婆身影异常雄岸,从乡邻的注目中下山,像在趟过岁月的河。下到坡底,舅婆总要在樊河边洗洗脚,起开头巾掬水洗洗头发,然后编成满头的辫子盘起来。骑白马下县城一般限于两种情况,一是舅婆去县上参加人代会或妇女会,因为她是县人大代表和樊峡的妇女主任;一是去赶四月二十八的交流会。而我最后一次骑白马,则是六岁时舅婆把我送回了家。这之后,听母亲说,白马就被卖掉了,因为舅婆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而且身体已经很差了。听母亲说,白马卖掉的那几天,舅婆就病倒了,但她总是拖着重病的身子,披着夹袄站在窑口往梯子坡下看。

  我起身离开了老榆树,从窑口往山下走去。经过半山腰的麦场,从麻湾南边顺时针一直下坡,大约要走半个小时,就到了轩口窑第二次搬迁的村庄。轩口窑和陈家庄子两个小庄总共二十几户从山上搬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共同组成了新庄,属于樊峡大队三组。在这里,我没有久住过。村里还是没有一个人,院子里早就种上了庄稼。舅爷家的院墙已经塌了好几处。就是搬来这里不久,我甚至都记不清是八几年,但又不敢问母亲,怕她说我,舅婆终于病种,终于卧床不起,终于病故。那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看望弥留之际的舅婆,她侧身睡在土炕里边,母亲大哭,我和妹妹大声呼叫着“舅婆舅婆”,但她都没能转过身来。也许是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也许是不愿我们伤心,也许是怕自己一转脸看见最亲的人就更加难舍,更加痛苦,总之,她最后的一面我和母亲都没能看到。留在记忆里的,只是她那么小那么小地睡在炕上,那么瘦那么瘦地睡在炕上,只留给我她满头的发辫,模糊的背影……

  怔怔地望着远处的寺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陡悬的大坝顶上一溜烟的油菜花在山阴的笼罩下已经看不清颜色。再一次站在路口,梯子坡两边的草木黑黢黢的,我似乎看见雄岸的舅婆跨身在白马背上,怀中抱着小如糖果的我,从坡顶悠悠荡荡地走下山来,直走出沟口,直走向县城。

  走吧,走了,轩口窑;走吧,走了,人生的路。我们有太多的回忆需要去拾取,有太多的愧疚需要去救赎,但面对着岁月,谁也没办法拴绑住它匆匆的脚步,只能任回忆流淌,只能让心灵去追赶我们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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