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透彻与从容_经典美文

2017-10-05景梅 经典美文

  谈到晚年巴金的“文革”反思,自然想到了冰心。

  认识冰心是在1983年。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她其实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在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

  她承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她正是以这样的崭新姿态,走进她的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真正理解她的是萧乾。“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责。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1988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这样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如今教师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不能忘记20年前冰心为改善教师待遇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1986年,她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万般皆上品》和杂文《我请求》,顿时轰动全国。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今天,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和这几封信,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

  1987年,她在我的一张《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巴金也为我在这上面题了一段话:“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我想,这两句话,实际上可以一起用来概括晚年冰心的特点。

  的确,晚年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会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年的交往,更因为晚年他们对历史有着相同的反思。在如何真诚地做人方面,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追求。我想,他们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显然感到有一个重要责任,这就是如何总结历史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

  1986年我请冰心为我编的《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写序,她写道:“李辉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中的个人经历。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和100个孩子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在这篇序的最后,她这样说:“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晚年冰心便是以这样的历史反思态度,表现出一个智者的透彻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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